典当故事｜探寻老西宁的典当行

来源：                              时间:   2016-09-26

老西宁的大约出现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主要是山陕商人来西宁创办的，他们财力雄厚，动辄投资银元万元上下，在西宁合适街巷购买或租赁铺面，开办典当生意。这些典当行的出现，为社会上急于用钱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在当时银行业尚不发达、民间举债困难的情况下，典当行起到了应有的社会作用……本期《青海视野》采访了民俗文化研究者王石哲先生，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西宁典当行业的经营状况……

上世纪四十年代，老西宁南大街中段东侧即现在“A里蛋糕”店之处，有一家名为“益盛当”的当铺及后院（人们通常都叫“当铺院”）。当铺院座东朝西，朝街是一溜三间典当行铺面，北侧朝西是当铺院的大门。

这家典当行可说是由西宁人开设的第一家当铺。也算是西宁大户王来家独资开设的东大街“益盛丰”商号的一家分号。王石哲先生说，他家是东家，自己不会经营当铺，就聘请一位山西人当“掌柜”，负责经营。当铺北侧墙上大书一个繁体“当”字，当铺门楣挂有一块木牌，书写着楷书大字“益盛当”，柜台上方挂着一幅四五尺见方的油漆大木牌，中间也是一个大大的“当”字，两边的小字是“裕国便民、兵器不当”。

当铺的柜台比一般商店柜台要高出许多，约有两米左右，装有木栅栏，以防止偷盗。我们聘请的山西人当掌柜，大约有两三位，由大掌柜主其事。掌柜的都很熟悉业务，负责对来当的物品进行鉴别，对所当物品的价值、等级、新旧程度有独到的识别、鉴定、估价能力，同时与顾客讨价还价，经大掌柜认可后，决定收当与否。当铺还聘请有山陕人或西宁当地人充任的先生，先生专管填写当票、记账和银钱出入。当票为木刻版印刷大小如32开纸、须填写编号、当物人姓名、住址、物品名称、新旧程度、数量、计息率及赎当期限等。先生以下则是伙计，负责招呼顾客、搬运物品、给已当物品挂号牌（长二寸宽一寸、写有编号的木牌），然后分类入库。

来当物品需经掌柜的过目鉴定，再由当物人说明当价，掌柜的只按要价的一半或更少数额还价，成交后由先生填写当票和号牌。当期最长两年，还当赎回所当物品时还得按月计纳息金，约三至四厘左右，过期不赎就成为“死当”，所当物品就归当铺所有了，当铺就可以加价拍卖，从中获利。

“益盛当”终因经营不善，生意萧条，入不敷出，于1942年前后歇业关门，先后将当铺铺面租给了一家买烟酒杂货的商人和做泥炉的工匠，院内也招进了几家房客，随后，我们家也搬了进来，先住了北房五间，后又搬住到东房，于是原来森严阴暗的当铺后院才有了人的活气。

民国初年

典当行生意兴隆

老西宁的典当行业曾经兴盛了几十年，尤其是清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到民国初年一度生意兴隆。收入颇丰。

西宁的大户们看到当铺的生意如此红火，有经济实力的人家便也投入一定的资金开办了自己的典当生意，考虑到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绝非老西宁人的强项，他们便聘请山西行家来当大小掌柜，这期间老西宁的典当业也顺顺利利经营了十来年。民国以后，当铺业步入萧条，逐渐衰落，特别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西宁各家当铺生意愈加冷清，门可罗雀，难以维持生计，便陆陆续续歇业关门了。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典当，初名质库，是以衣饰等实物作为抵押品，在物主赎回时收取利息的古老信用机构。这里将典、当、押、质等予以区分是很明显的，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故典与当，不特名词之混称，而实质上亦难以区别矣。至取利之高下，期限之长短，亦可稍示区别。如二分取息，二十个月满当者，即称典。其余取息稍重，期限稍短，即称当。此因区域不同，而典当二者之分，亦稍异其旨也。

老西宁的典当行业大约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山陕商人从内地来西宁创办的，他们财力雄厚，动辄投资银元万元上下，在西宁合适街巷购买或租赁朝街门面房，多为三四间左右。

这些当铺的出现，为社会上急于用钱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在当时银行业尚不发达、民间举债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将有一定价值的物品抵押给当铺，以换取（实际上是抵押借贷）一部分现金，以解燃眉之急。但许多穷困百姓往往无力还当，一旦过期不赎，成为死当，所当物品便归当铺所有了。

在西宁开办典当行的

多为山陕商人

为什么老西宁最早的典当行都是山西、陕西来青经商的商户兴办的？因为那时候的老西宁人“农本思想”根深蒂固，一些大户人家还是抱着“读圣贤书，做天子臣”的传统观念，无论清末还是民初，这些人家绝少让子孙一代进入商界，通常以自家是“耕读世家”、“书香门第”自居，称商户人家为“买卖人”，颇有鄙夷之意。

自明清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精明的山陕商人大批入青，经营商贸事业，大发其财，让西宁人眼红了好一阵子，随之也逐步改变了过去的陈腐观念，陆续加入了经商行列。

山陕商人开办的绸缎布匹商号、土产杂品商号、日用百货商号、茶叶烟酒商号、皮货羊毛商号、铁器五金商号以及酱园酒坊等等无不生意兴隆。著名商号有“庆盛西”、“德盛魁”、“云祥号”、“合诚永”等。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是西宁当铺业发展的全盛时期，而最早的当铺当属清嘉庆年间由山西商人董掌柜开设在城北区朝阳村的一家典当行，经营时间很长，直到光绪年间才歇业。此后，光绪年间又先后在官井街（今民主街）和仓门街各开设典当行一处，经营二三十年后歇业。

民国初年比较有名的典当行有山西客商经营的北大街“同心当”，大十字的“庆盛当”，由山陕商人合营的西大街“益恒当”，由西宁大户王来家出资、山西商人经营的南大街“益盛当”，由陕西人经营的莫家街“恒泰当”，以及由山西商人经营的石坡街“世诚当”等。

历史上

西宁人家的当铺院

王世哲先生告诉我们，他家当铺院一进大门，便是一条五六米长、一米二宽的门道，门道拐向南就进了院内西房廊檐下的院台上。庭院地面低于院台二三十厘米，面积比一个篮球场还大，中间是一个大花坛，里面种植着丁香、碧桃、檀香树，还有牡丹、芍药、等花卉。

院中东房是砖木结构二层楼，算正房，院台高于西、南、北房的院台，紧挨着中间台阶的两边各有一个长方形小花坛，每年春天都要在花坛种点喇叭花、金盏子、刀豆、菜瓜，夏天用细绳将刀豆、菜瓜苗引上房檐，形成一片绿荫，炎夏人们就在这片绿荫下纳凉休憩或喝茶吃饭。整个院子全是方砖铺地，称为“砖院砖台子”。

东房算是上房，是他父母及兄妹几个的住房，檐深约两米，檐下四根立柱，本色无油漆，柱底都有“柱顶石”。三间东房中间开门，为四扇格扇门，外装风门。堂屋和北侧居室面积都在二十平米以上，也是方砖铺地，木板壁隔墙，有门而无门扇，只挂门帘。南侧一间约十二平米，对外是一扇方格满间大窗，室内有门通往后夹道（即原当铺的杂物库房）。堂屋上墙根摆一溜棕色米柜，上供佛堂及祖先神主牌位，米柜前摆一张大方供桌，上置带座的供品盘、蜡台、香炉、铜灯儿等，前面围有桌裙。北侧居室的满间窗为上下两层花棂窗扇，下层不能启闭，窗扇上镶有玻璃采光，上层为支摘式窗，可以启闭。

东北角屋为他家的厨房，东南角为公用厕所。东房二楼的楼梯设在南房东头一间库房内，进门上楼是一个无间隔、铺有方砖的通间大厅，原来也是存放收当物品的库房。靠北头却有一尺高木板平台，中间是一座很大的佛龛，靠西则间隔为两间小屋，朝外的窗子是直径约一米的圆形窗，住一户姓李的老太太和她的外孙子。二楼大厅朝西是一排圆木霸王窗，窗外的东房房顶上铺着方砖，而其它三面房都是平顶式草泥屋面。

　如今，这样的老院落在西宁城几乎已经找不到了。

典当行是

“穷人的后门”

陆其国老人在一篇《民国时期典当业》中讲述了当年去典当行的经历：我年轻时跑过典当行，当时家里急着等钱用，一时又缺钱，怎么办，只能去当铺当东西。那次我是去当衣服，我人矮，站在高高的当铺柜台前，只能使劲踮起脚将衣服递给里面的柜台先生。

面孔冷冰冰的柜台先生接过我递上的衣服，粗粗看了看，然后问我，当多少？我回答说，五块。柜台先生说，五元不成。我本来只能当给你三块的，这样吧，四块，成你就放下，不成你拿东西走人。家里急等着用钱，四块就四块吧。我知道再不知趣回嘴，柜台先生就会转过脑袋不理我了。

邻居大爷告诉我，柜台先生的面孔并不总是冷冰冰的，遇到大票头的当户去当赤金和贵重皮毛货，柜台先生立马就会换上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情，问起话来也会客气许多。

但有一些当地人开的典当行，无论你拿来的东西大小、值钱与否，柜台先生都是和颜悦色的。

赌客们与典当行

且让我们将探究的视野转向旧上海。从一些岁入迟暮的“老上海”人口中，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旧上海的回力球场曾是个大赌场。赌客参赌一旦输光了身上的钱，可以到就近的当铺去拿随身带着的东西当钱再赌。一些典当商瞅准了这一点，遂纷纷在回力球场周围开设了益源、久丰等大小典当行。为了拉生意，一些典当商还给典当行周边代赌客典当的茶役以回佣和小费。赌场内衣帽间的头目自然也不肯放过赚钱机会，他们索性凑份子直接在场内受理输了钱的赌客的典当物，他们给予对方的赎当期限仅为当天。过了这个期限不来赎当，他们就将当物送进典当行，常常就此获利。

物是人非，典当业在今天早已是脱胎换骨了。诚如有媒体道出的，典当公司已日益成为人们身边新的融资窗口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绿色通道。典当业务除了金银首饰和手表；更有房地产、机动车、生产资料等等。